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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汉代诗歌研究论集——赵敏俐学术论文集》
作者：赵敏俐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3月第1版
ISBN 978-7-01-022701-6
自序
这是我的第二本关于汉代诗歌研究的论文集，主要收录从2002年以后发表的有关汉代诗歌的论文。2011年，在拙著《两汉诗歌研究》重版之际，我曾经写过《我的两汉诗歌研究之路》一文作为后记，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此前我二十多年的研究经过。转眼又是10年过去了，真是感慨良多。
在中国诗歌研究领域，汉代诗歌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位置，它既没有留下一部像《诗经》《楚辞》那样的经典著作，成为后世的一种专门之学；也远没有六朝以后那么多的作家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所以翻检历朝历代的汉代诗歌研究，基本上没有留下几部名著，甚至连一本完整的汉代诗歌总集也没有。中国文学的批评传统向来讲“知人论世”，但是流传下来的大多数乐府诗和文人诗，不但作者难知，其中一些重要诗篇，连它们到底产生于西汉还是东汉都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这给后人的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也由此而产生了种种争论。所以，当我最初开始汉代诗歌研究的时候，时时为此而感到茫然。但是我坚信诗歌史是历史的一部分，它是用语言艺术的方式展现出来的人类精神文明史，它与两汉社会四百多年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紧密相关。为此我首先将两汉时代的文史著作和诗歌作品进行细致的阅读，努力把握汉代社会的整体面貌和文化特征，把握汉代诗歌的内容和艺术特质；接着努力寻找并发现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把丰富的汉代诗歌纳入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从而描述一条汉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轨迹，确定它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位置。经过不懈的努力，很庆幸我终于有所收获，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也建构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汉代诗歌研究体系。
我对汉代诗歌的基本定位，是把它看作中国上古诗歌的结束，中古诗歌的开端。这与时下学术界大多数人都把魏晋诗歌当作中国中古诗歌起点的观点大不相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特别看重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变革的巨大意义。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如果从政治制度变革的角度来讲，有三个阶段特别重要，第一是殷周之际的变革，第二是战国至秦汉之际的变革，第三是清末民初之际的变革。战国之际变革的结果是大一统专制帝国的出现，它创立于秦代，最终的完善则在汉代。秦汉制度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专制帝国的政治基础，虽然历经魏晋六朝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变更，但是基本制度未变，所以从社会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讲，秦汉之际变革的意义要远大于魏晋以后各专制王朝的改朝换代。作为这一时代产生的汉代诗歌，同样奠定了魏晋六朝以后中国诗歌发展的基础。无论是诗歌内容的向新，文人群体的出现，诗歌创作观念的改变，还是五七言和乐府诗等新诗体的产生，无不为后世诗歌之先导。这一观点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以后的著作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不断的补充与完善，并逐步将其落实到具体的诗歌本体研究中来，从而对各种类型的汉代诗歌，做出比较深入的解读。这一过程说起来轻松，但是具体到每一类诗歌和每一篇作品的研究，其实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这本论文集就是针对汉代诗歌研究中的一个个具体问题而展开的专门论述，大致体现了近二十年来我的研究历程。
收入本论文集的文章大致可以分成两组，第一组是前八篇文章，第二组是后面的十三篇文章。第一组文章是就汉代诗歌研究中的一些共同问题的探讨。它关系到我们对汉代诗歌的整体认识，也是重要的切入点。其中第一篇文章《歌诗与诵诗：汉代诗歌的文体流变及功能分化》，主要讨论歌诗与诵诗的区别，即首先对汉代诗歌进行辨体。我认为在先秦阶段，诗与歌基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到了汉代，中国诗歌的发展明显地分为歌诗与诵诗两途，其代表样式就是相和歌辞与《古诗十九首》，它们表面看起来只是表达方式的不同，从本质上则属于两种不同的诗歌艺术，也承担着不同的文化功能，甚至也影响着作者群体的分流。以往研究的最大不足，不是没有看到这两者的表面区别，而是没有认识到它们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采用了同一种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式。所以本论文的核心内容，就是要辨析歌诗与诵诗这两种类型的诗歌在汉代是如何分途的，它们的文体功能到底有哪些不同，作者群体有哪些变化，内容表达和艺术手法各自有什么特色，它们又是各自沿着不同的道路如何向前发展的。正是这一辨体工作，奠定了我后来撰写《中国诗歌通史·汉代卷》的基本叙述框架。我认为这种辨体工作是汉代诗歌研究的基础，只有弄清了二者不同的艺术本质，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不同的理论阐释，才能把汉代诗歌发展的线索理清。不仅如此，我认为这一工作对于研究汉代以后的诗歌也很重要，因为从汉代以后的中国诗歌发展基本上都体现为歌诗与诵诗两条主线，它们互相影响又平行发展，必需要同时兼顾又要区别对待。第二篇为《读书仕进与精思著文》，专门讨论文人的产生与诗歌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在中国诗歌史上，文人诗歌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从汉魏六朝以后的汉民族诗歌史，基本上就是以文人的诗歌创作为主流的诗歌史。那么，文人这一群体从何时而产生？文人为什么要从事诗歌创作？就需要我们特别关注。论文从秦汉社会大变革的角度出发，讨论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如何由先秦时代的贵族和士阶层而变为汉代文人，认为这是出于大一统帝国的需要而迫使古代知识分子进行身份的改造，同时也是他们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自身需求的必然结果。从前者来讲，社会的需求迫使汉代文人们必须通过读书仕进才能找到社会出路；从后者来讲，文人们也只有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并且通过精思著文才能显现自身价值。这也造就了汉代文人不同于先秦士阶层的文化心态，通过诗文来抒写自己的人生情怀。这是本论文的核心内容。同时我们看到，因为从秦汉以来建立的大一统专制一直是魏晋以后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所以汉代文人的文化心态和诗歌创作态度便与后世文人具有本质上的共同性。正因为这样，了解了汉代文人的产生和文人们为何精思著文，就是我们解读汉代文人诗歌的关键，也是解读后世文人诗歌的关键。因此，我认为这篇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对研究中国古代诗歌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接下来的几篇文章，或者从艺术生产的角度讨论汉代歌诗艺术生产的基本特征和歌诗演唱的方式方法，或者从文化制度的角度讨论汉乐府的兴废，或者从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入手讨论早期诗学传统在汉代的继承与发展，都是我们研究汉代诗歌必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在这里略谈一下《论汉代乐府诗中的流行艺术与民间歌谣》一文，本文是针对近百年来在汉代诗歌研究中的一种流行观点而发，因为大约从“五四”时期开始，人们就渐渐习惯于将汉代以相和歌为代表的乐府诗称之为“汉乐府民歌”，认为它们属于“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本文认为这是对历史的误读，是将汉代用于娱乐观赏的“流行艺术”误认为汉代的“民歌民谣”，实际上把在历史文献中记录下来的真正的“民歌民谣”遮蔽了，同时也扭曲了以相和歌为代表的这些“流行艺术”的本质。我认为这一误读不仅影响了我们对汉代乐府诗和民歌民谣的研究，对魏晋六朝的吴声西曲和后代同类歌诗的研究也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总之，这一组文章都是有关汉代诗歌研究中的共性问题，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汉代诗歌，对于后世诗歌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
第二组文章是我对汉代诗歌的具体分类讨论。包括对安世房中歌、文人乐府诗、贵族乐府诗、琴曲歌辞等歌诗类型的分别研究，也包括对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骚体诗等各种诗体的研究。这些问题，或者为后人忽视而关注不够，或者是虽有讨论却不够深入，我由此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这里略举几例。第一是《先秦两汉琴曲歌辞研究》一文。现有记载两汉琴曲六十多首，琴曲歌辞五十首，是中国诗歌史上特殊的一类作品。由于这些琴曲的作者大多托名古人古事，一直不受人关注，以致在汉代诗歌史上很少有人论述。本文是对这些琴曲歌辞所做的第一次系统研究，认为它是以中国古代琴文化为存在条件，是运用古体，托名古人（或者当世名人），利用特殊的乐器进行演奏，由此而产生的一种诗乐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它没有后世的“咏史”之名，却有与后世“咏史”诗相同的特质。假托历史人物故事和历史人物之口，抒发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情感，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它的故事生成有特殊的方式，或者体现为文化的累积，或者是在原型基础上的新创，从而具有中国早期小说的某些特色。它的歌辞依附于琴曲，以诗骚体为主，体现了文人士大夫的修养和以悲为美的汉代审美风尚。其整体水平虽不及相和歌辞，但是仍不乏佳作，并对魏晋隋唐等后世文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是《汉代骚体抒情诗主题与文人心态》一文。本文所说的骚体抒情诗，指的是汉代文人继承《离骚》传统而创作的一类作品。由于这些作品常常以“赋”为名，所以后人往往不把它们纳入汉代诗歌的研究系统。这导致了对汉代文人诗认识的缺位，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误解。如有的人认为汉代文人诗思消歇，有的人认为汉代的文人没有自己的独立意识，没有感情也不会抒情写志，所以中国文人的个体人格觉醒要有待于建安以后。而本文则认为，继承屈原《离骚》传统的这些作品，本身就是汉代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我们认同屈原的《离骚》是抒情诗，那我们就没有理由将汉人的这些创作排除在诗歌之外。它们是汉代文人心态的真实表露，表现了强烈的个体观念和生命意识。这些作品的三大主题：怀才不遇和生不逢时，全身远祸与超越世俗，行旅感怀与思念伤悼，也是汉代以后文人抒情诗的基本主题。这些作品有抒情的深度，也体现了高超的艺术技巧，它们是中国文学史上由文人所创作的第一批优秀的抒情诗作，是汉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将其纳入研究的视野，我们才能对汉代诗歌、尤其是文人诗歌创作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和公允的评价。第三是对五七言诗体的研究。五七言是汉代以后中国诗歌的主要体式，所以也一直是研究的热点，近年来有关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多。这里收录了四篇相关的文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关于五言诗体的形成，本人认为必须从歌唱的角度加以认识，因为诗是一种有节奏有韵律的语言加强形式，在早期诗体形成的过程中，声音的意义要远大于语法的意义，语言要依靠声音的节奏韵律来组织。由此来看五言诗的诗体特征，它是由一个对称音步与一个非对称音步组成的诗行，这是在四言体和楚辞体之后形成的一种新诗体，也是中国诗体发展形式上的一个飞跃。五言诗体的初起阶段，诗人所关注的主要是音步的对称和诗行的对称，进而关注词性的对称和句法的对称。其所以走向格律化，同样是音乐节奏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本人不同意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文人五言诗产生于东汉后期的观点，认为它的产生同样与歌诗传唱有直接关系，它初起于先秦，在西汉时代的歌诗传唱中成长，至于《古诗十九首》的产生时代，则应该在东汉中早期，这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人心态有关。关于七言诗的讨论，本人不赞同起源于民间谣谚或起源于楚辞的说法。通过资料的全面搜集，认为早在先秦的韵文和散文中就已经存在着大量的七言句式，并非起源于民间歌谣。而作为七言的诗体形式，从韵律组合方式上看，也与楚辞体有根本的不同，属于中国诗歌体式中最为复杂的一种，也是最难把握的一种。七言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在汉代广泛存在于字书、镜铭、民间谣谚、道教经典、医书、刻石、墓碑以及其它文章当中，是一种以应用为主的韵文体式，尚未融入以歌唱为主的汉代诗歌主流。它与四言诗、骚体诗、五言诗、杂言诗等并存，并以其反映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显示出其独特的社会认识价值，在汉代有着独特的发展之路。
以上是这本论文集的主要内容。此前还有一些论文，因为收录于《周汉诗歌综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不再重收。这些论文，大致可以代表我多年来研究汉代诗歌的基本观点，现在汇集成册，算是对我有关汉代诗歌研究的又一个总结。回想从1985年3月我负笈北上长春，师从杨公骥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开始研究汉代诗歌，到现在已经35年了。这些年来，我对汉代诗歌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对学术的热爱。我在读书中发现了问题，便想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在最初几年，我是带着满腔的热情和初出茅庐的莽撞进入汉代诗歌这一研究领域里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我发现要做好汉代诗歌的研究真的不容易，这使我渐渐地平稳下来，安心做冷板凳的学问，把我的汉诗研究逐步深入到相关的历史和哲学领域，扩展到先秦和魏晋六朝，将其嵌入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当中，真正变成了包含历史、哲学、思想、文化、艺术在内的综合研究。例如为了找到更好地解读乐府诗的理论方法，我曾经看了很多现当代中西哲学著作和文学理论著作，最终在艺术生产理论的启发下，总结了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和消费的三种基本方式，从早期的社会分工、文化制度的建立和歌诗艺术在古代社会所承担的文化功能等方面，探索出了一条对汉代乐府诗的不同解读之路。我试图将诗歌形式的发生还原于中国古代诗乐合一的文化起点，突破单纯的语言分析传统，从诗歌的节奏韵律出发来解读中国诗歌体式何以形成的奥秘，认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各种体式，如四言诗、骚体诗、五言诗、七言诗、杂言诗等的形成，实际上是诗人们不断探索用何种符合音乐节奏的方式来进行诗歌语言组合的结果。为了更好地对中国古代的文人诗进行解读，我在一段时间内将关注的重点由“诗”转向了“人”，为此曾经写过一本《汉代文士浮沉》（中国出版社集团、现代出版社，2016），当深入探讨了汉代那些各种类型的文士和他们的人生命运之后，我被深深地打动。我认为我们研究诗歌的目的不仅仅是要研究“作品”，更重要的是通过“作品”去阅读“作者”，去研究人，去探讨那些不同的诗人个体在当时怎么活着，他们的精神状态如何，活的是不是幸福，由此我对“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总之，求知的乐趣和解决问题的诱惑使我这些年坚持不懈。可以说，我的汉代诗歌研究过程更是自己不断学习、不断成长的过程。当然，由于天性驽笨，三十几年来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汉代诗歌这样一个狭小的领域，也没有什么惊人高论。每想到此，就深感光阴的飞逝和个人的渺小。但同时也聊以自慰，因为在这些文章里，寄托着我求知的乐趣和问学的真诚。若有同道知己能体会其中的甘苦，更会让我感到无比的高兴。
感谢首都师范大学社科处设立了“燕京学者文库”这套丛书，并能将这本论文集收入其中。感谢我的学生李昭、龚新宇细致认真地帮助我校对了书中的引文并核对出处。感谢人民出版社版王萍编审和责任编辑的认真校对。同时也借此机会，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我的同事学生和朋友们。
2021年1月19日于京西会意斋